山城重庆：TikTok爆红背后，一场低调的中英城市交流
坐落于中国西南部的重庆，是一座令人惊叹的山水之城。城市依山傍水而建，层层叠叠的高楼穿插其间，纵横交错的立体交通网络穿越峡谷与楼宇——在这里，高架桥如藤蔓般交织，轻轨甚至穿楼而过，堪称城市规划与工程奇迹的完美结合。
这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城市风貌早已在社交媒体上走红。尤其是在 TikTok 上，不少用户用镜头记录自己在“穿楼列车”或空中轨道上的通勤日常，这些视频收获了数百万点赞，也让重庆在全球网友心中成为一座“现实版科幻城市”。
而就在几个月前，一批来自英国的市长与地方官员组成代表团，进行了对重庆的访问。这次行程虽在英国本土媒体中报道有限，却被中方广泛关注和报道。据称，这是英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方政府代表团访问重庆。
对许多首次踏上这片土地的英国官员而言，这座城市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这里就像是一个城市规划部门从不说‘不’的地方，”伦敦副市长、主管商业事务的霍华德·道伯（Howard Dawber）感叹道，“重庆的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让人震撼，几乎每一个转角都令人惊叹。”
这次访问不仅是一次文化体验，更是中英城市治理与商业合作的一次深度交流。据悉，英国代表团此行重点关注交通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机会，也对中国在城市更新与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实践表现出浓厚兴趣。
重庆，一座既古老又现代、既纵横山水又挺立未来的城市，正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世界目光——不仅仅是社交媒体的点赞，更是国际交流的实质性推进。
TikTokers 开始记录他们在重庆引人注目的城市建筑中的通勤
代表团此行深入中国南方多座城市，与当地市长面对面交流，并走访了包括人工智能、电动车和清洁能源领域在内的多家中国科技巨头企业。对一些英国地方官员而言，这次访问不仅拓宽了视野，也意外地改变了他们的消费选择——一位副市长甚至在回国后主动购买了一部中国品牌“荣耀”手机，这与几年前英国因国家安全担忧而限制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的做法，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
在访问期间，中英地方政府和企业代表共签署了约六项合作协议。这些协议涵盖了从绿色能源到城市创新的多个领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合作之一，是西米德兰兹郡与中国知名能源品牌 EcoFlow 达成一致，将在伯明翰设立该企业的英国新总部，为本地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绿色科技投资。
然而，这次访问的意义远不止于经济合作。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东西方交流日趋紧张的背景下，中英地方政府之间的接触也释放出一种希望重建桥梁的信号。
“这不只是关于贸易的事情。”东米德兰兹副市长纳丁·皮特菲尔德（Nadine Pitterfield）表示，“我们双方都清楚地表达了一个愿望，那就是恢复和深化彼此之间的联系。这种愿望是真诚而迫切的。”
戴维·卡梅伦带习近平到英国一家酒吧喝啤酒
对许多人而言，近期的访问唤起了对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回忆——彼时，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一同走进酒吧，享用炸鱼薯条与一品脱啤酒，象征着两国间友好与合作的高光时刻。
然而，那些画面如今仿佛属于另一个时代。自那之后，随着保守党政府历经多位首相——包括鲍里斯·约翰逊、利兹·特拉斯和现任首相里希·苏纳克——中英之间的政治关系急剧降温，甚至一度陷入冰封状态。特蕾莎·梅是迄今最后一位访问中国的英国首相，而那已经是2018年的事了。
正因如此，最近英国地方代表团的大规模访华行动格外引人关注。有传言称，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爵士也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访华，这一动向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关于中英关系重启的猜测。
这一系列动作是否预示着两国正在试图走出过去几年的紧张与僵局？还是出于更大的战略考量——例如在脱欧后重新定位英国的全球角色，或是在美中对抗日益激烈之际为英国争取更多战略回旋空间？
无论答案为何，这些外交举动无疑标志着一个可能的转折点。如果说“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那么今天的英国或许正尝试以一种更现实、更审慎的姿态重新定义其与中国的关系。
“更加成熟的接触方式”
英国工党对华政策的转向，实际上早在去年11月便已初现端倪——那时，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爵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举行了一场闭门会晤，尽管官方未透露细节，但会后释放的信号已十分明确：工党正在为未来的中英关系重启铺路。
斯塔默随后公开表示，英国必须寻求在气候变化与商业等全球性议题上与中国展开“务实合作”。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分歧，而是采取一种“成熟”的方式，承认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同时努力在对英国有利的领域达成成果。
从那之后，工党对中国的重新接触变得更加具体，并逐步聚焦于潜在的经济利益。2025年大选临近，恢复增长成为工党施政纲领的核心——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然是绕不开的合作对象。
今年1月，影子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便亲赴北京，与中国高层共同主持了自2019年以来首场中英经济峰会。这一举动引发了部分国内质疑，但里夫斯在回国后坚决捍卫此行的必要性。她指出：“不与中国接触根本不是一个选项。”
她还援引工党的内部经济评估表示，通过重建中英贸易关系，英国经济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实现高达10亿英镑的增长，尤其是通过削减出口壁垒、促进技术与绿色能源合作等方式，预计将达成价值约6亿英镑的新商业协议。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益复杂、英美特殊关系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工党的对华政策显然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而是更多基于现实主义和经济优先的考量。这种“成熟”的接触策略，也为英国在全球事务中寻求战略自主权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雷切尔·里夫斯称，与中国重新接触可能使英国经济增加 10 亿英镑
不久前，英国能源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宣布，英国将重启与中国的正式气候谈判。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考虑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拒绝与中国对话，那就是对后代的不负责任”。
工党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对华政策的新方向——“成熟”。但这个词的背后，是与过去十年间英中关系截然不同的战略思维。
在2010年代初期，中英曾进入所谓的“黄金时代”：以戴维·卡梅伦政府为代表的保守党执政时期，英国财政部主导对华政策，强调吸引中国投资、加强经济合作，几乎有意淡化了人权、国家安全等敏感议题的存在。
然而，到了2023年9月，首相里希·苏纳克公开表示，中国对英国的“开放与民主生活方式构成了特殊威胁”，代表着官方态度的彻底逆转。彼时，防范、脱钩、安全成为中英关系中的关键词，信任的基础几乎荡然无存。
如今，工党上台在即，正在试图为中英关系拨乱反正——不是简单地回到“黄金时代”的单边经济依赖，而是以更加现实和多维的视角来重新定义双边关系。正如工党在其政策宣言中所言，他们希望采取“长期且战略性的方法”。
这种方法背后，有一套冷静的算计。在一个全球产业链高度互联的时代，中国在许多关键原材料领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金属开采和加工国，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可再生能源组件、智能手机与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的供应链中居于核心地位。以锂和铟为例，一个是制造车用电池的关键元素，一个则广泛用于触控设备——两者皆为英国绿色转型战略不可或缺的资源。
正因如此，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中国问题专家威廉·马修斯博士指出：“随着美国日益转向内顾，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影响力极有可能持续上升。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更加中国化’的世界。”
在这样的国际现实中，工党选择的不是盲目迎合，也不是对抗，而是寻求在竞争中对话、在分歧中合作，力图为英国赢得一个更加稳固而灵活的战略立足点。
埃德·米利班德表示，不与中国对话将是对子孙后代的“疏忽”
“世界正变得更加中国化。”英国中国全国委员会主任安德鲁·凯尼坦言，“这对任何一个西方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但我们必须以成熟和清醒的姿态参与其中。”在他看来，自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技术层面经历了深刻转变，而对于那些未亲身踏足中国的英国官员来说，重访这个国家，几乎是理解当今世界格局的必要步骤。
这一立场在英国对华政策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呼应。许多专家强调，重新接触中国，并不意味着忽视风险，而是为了更清晰地识别中国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从经济和气候，到科技与教育，中国的全球影响正日益渗透进英国的战略议题中。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指出，中国不仅在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还在技术治理、知识生产和大型项目管理上展示出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他认为：“我们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学习、比较、判断。”
但正如所有外交接触一样，这种互动并非没有代价。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威廉·马修斯博士警告说：“与中国脱钩是对现实的逃避，但接触也需要警觉。”在他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在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这一警觉在某些政策讨论中已开始显现。例如，据传英国政府正在评估一项中国企业向北海风电项目提供风力涡轮机的提案。对此，曾在中国任职22年的资深外交官查尔斯·帕顿表达了明确反对。他指出，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下，让中国公司接入英国国家电网可能引发严重风险。“如果某一天局势恶化，中国只需一句‘顺便说一句，我们可以让你们的风电场停止运行’，就足以造成混乱。”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反击这一类安全焦虑。中国欧盟商会早前发表声明，批评欧洲对中资风电项目的“过度政治化”，认为这种态度将损害中欧之间的绿色能源合作前景。
如今，英国政府正面临一道关键的平衡题：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是否还能保持对外开放？在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问题并非“要不要接触”，而是“如何接触、接触到什么程度”。正如安德鲁·凯尼所说：“避免接触并不等于避免影响——明智的选择，是了解并主动塑造影响。”
英国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经贸和外交领域，网络安全和国防问题同样构成重大挑战。
正如英国国防智库——俄罗斯联合研究所（RUSI）网络与科技总监詹姆斯·沙利文所指出的，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活动日益展现出高度战略性和政治性。“这与以往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机会主义网络攻击不同，”他表示，“现在的行为模式更像是有组织、有目的的长期行动。”
这一判断与英国政府近期发布的《国防战略评估》相呼应，报告将中国描述为“复杂而持续的挑战”。其中尤其强调，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及其向其他国家的扩散，正构成英国面临的核心安全威胁之一。
英国情报机构对此同样高度警惕。军情五处（MI5）局长肯·麦卡勒姆曾公开表示，中国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大规模”间谍活动，试图影响英国政治、技术和学术领域。
不过，对间谍风险的认知并非没有争议。伦敦国王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克里·布朗教授认为，一些媒体和政治评论中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描绘过于戏剧化，甚至“接近童话式夸张”。北京方面则始终否认相关指控，称这些说法是西方在进行政治操弄和“抹黑”宣传。
美国因素：不可忽视的第三方
除了中英双边关系本身的紧张与试探，另一个绕不开的变量是美国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华盛顿的声音，尤其在安全和技术领域，始终具有重要分量。
上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公开抨击英国对华接触政策，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过度顺从的仆人”，并强烈敦促英国避免在经济上与中国进一步融合。
对此，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余杰博士指出：“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英国仍高度敏感于美国的态度。与欧洲大陆相比，美国对英国的影响力要更为直接和深远。”
模糊的红线与合作的未知边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英关系未来的路径并不清晰。多数接受采访的英国和中国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双方有必要“重返谈判桌”，但对接触的边界仍存在重大分歧：哪些领域可以合作？哪些领域应设置红线？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目前几乎没有明确的共识或机制。
这种不确定性也困扰着企业、地方政府以及普通议员。没有清晰的外交“剧本”，他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既缺乏指导，也面临政策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
在世界逐渐进入一个多极化、更具竞争性的格局中，英国如何拿捏对华政策的平衡点，将不仅影响其自身利益，也将在国际舞台上传递出其全球战略定位的信号。正如一位外交评论员所言：“这是一次没有路标的长途跋涉，走错一步，代价可能极大。”
英国商务大臣承认，在考虑英国钢铁行业投资时，他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国企业”。
英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正处在日益敏感的十字路口。尽管工党试图推动更“成熟”的对华政策，现实中却已显现出多个棘手问题。
中国在英国的投资是其中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今年4月，英国政府采取了极为罕见的干预措施，从原中国所有者敬业集团手中接管了英国钢铁公司，以防止其破产。这一举动凸显了中资企业在关键国家基础设施中的角色所引发的政策担忧。
英国商务大臣乔纳森·雷诺兹随后公开表示，未来在评估中国企业对英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时，将采取“不同以往的审慎视角”。这一表态被普遍解读为政府对中资背景的战略资产持有者态度趋于保守。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坚发出警告，称工党应避免将商业问题与国家安全“人为挂钩”，否则可能“严重削弱中国企业赴英投资的信心”。
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则试图在原则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他在去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后表示，英中关系将“以英国国家利益为核心”，但也坦言，两国在多个关键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包括人权、台湾议题，以及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
斯塔默强调，确保被监禁的香港民主人士、英国公民黎智英获释，是政府“当前最优先的外交任务之一”。
“睁大眼睛去参与”
工党在外交政策宣言中提出了一种“三分法”式的接触战略：“我们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合作，在需要的范围内竞争，在必须的范围内挑战。” 这听起来平衡而理性，但批评者指出，这样的表述缺乏执行细节与实操指导。
“如果没有一套系统性的计划，你只能一件件被动应对突发问题。” 英中事务顾问安德鲁·凯尼警告称，“这不是应对21世纪地缘政治复杂性的可持续做法。”
英国前驻华资深外交官查尔斯·帕顿则更直白。他表示，唐宁街目前“根本没有真正的对华战略”。他建议：“要保持谨慎，清楚哪些领域值得保护，也要准备好为长期国家安全承担短期经济代价。”
关键评估即将公布，答案仍未明朗
为厘清政策方向，工党政府已宣布将重启对中国关系的“全面审计”。这项跨部门评估最早始于去年，旨在评估英国与中国在经贸、安全、科技等领域的关系结构及风险。
审计报告预计将在本月内对外发布。尽管它被视为界定新一届政府对华立场的关键文件，但许多政策观察人士对其能否提供明确答案表示怀疑。
“我们需要的是一份行动蓝图，而不是一份泛泛的风险总结。” 一位不愿具名的智库研究员表示。“面对一个更强势、更复杂的中国，仅靠外交辞令是不够的。”
随着国际格局的不断演变，英国将如何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自主、如何在合作与防范之间拿捏分寸，将是未来数年决定其全球影响力走向的关键考验。
工党推迟对华“审计”或将为英国的政策提供一些明确性
中国问题专家余杰博士指出：“如果基尔·斯塔默最终访问北京，这不仅是象征性的外交举措，更可能意味着双方在闭门会谈中已就一系列议题达成了实质性共识，标志着双边关系正在向修复与重建的方向迈进。”
然而，尽管英中关系显现出某种缓和迹象，英国政界，尤其是议会内部，对中国的疑虑依然深重。怀疑论者在国家安全、技术依赖与地缘政治风险等议题上持续发声，这使得对华政策依旧处于舆论和政策拉锯的焦点。
即便即将发布的对华政策审计能够帮助英国厘清其在对华交往中应当优先考虑的利益与底线，但核心问题仍未解决——即英国是否真正具备与中国进行高质量交往所需的专业知识、制度能力与策略资源？
托尼·布莱尔研究所中国问题分析师鲁比·奥斯曼指出，英国亟需系统性地提升对华认知与能力，尤其是在政府官员、研究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建立更丰富、更多元的互动机制。
“如果英国希望不仅从北京和华盛顿获取信息，而是发展独立的对华视角，就必须投资于本国的专业人才队伍。”奥斯曼强调，“这意味着要加大对政策研究机构、高校、语言与文化教育、以及涉华商业部门的支持。”
她补充道，当前英国与中国接触的渠道过于集中，若无法拓宽接触面、提升理解深度，英国不仅难以把握潜在的经济利益，也将难以应对风险。
因此，无论外界将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视为战略机遇还是国家安全挑战，真正的关键在于英国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韧性与能力去驾驭这段复杂而重要的关系。换句话说，对华关系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清晰理解与应对未来变化的准备程度。
